青年大学习：伟大建党精神的方法论意蕴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及其所涵养的中华文明所呈现的面向无疑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绝、从未中断并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表现在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几经起落及至当下仍具有无限的生机活力、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十分重要的世界影响力。对此，有学者做过精辟论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显然，这与世界其他文明发达起来之后总避免不了消亡的命运并消沉于历史古迹形成鲜明对照。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近代东西方兴衰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更是直白地提出：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历史逻辑，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先进社会力量，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样的先进理论。在时代大潮中催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整整100年的光辉历程，这100年历史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开门见山指出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对于历经风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百年只是宏伟叙事的开端，百年只是雄壮话剧的序幕，百年也只是对世界文明作出新贡献的起点。立足于新的起点，积极凝练和继续弘扬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历程中锤炼出来的风骨和品质及其所展现的伟大精神，在此基础上深入探寻和深度挖掘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所蕴含的方法论，在理论上可行，在实践上有用。中国共产党凭借的就是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就是那么一套继承加创新的工作方法，方法手段积极有效、深得民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精神构筑史，这些精神财富深深融入了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也是在精神构筑基础上的方法探索史，这些方法手段是立党兴党强党所必不可少的。而这其中，伟大建党精神及其方法论意义无疑是核心和关键。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和本、根和魂，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将伟大建党精神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之际，由1个“建党精神”和包含“井冈山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在内45个不同时期的具体精神所构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经党中央批准正式发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提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继续强调我们“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并号召全党“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也要求我们要深入探寻和深度挖掘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方法论。
100年前，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急危难、民不聊生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先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建党实践中孕育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是我们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一把金钥匙，也是我们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一个重要视角，对于我们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蕴。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有过一段名言：“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可见，目标任务固然重要，方法手段也很关键。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过河”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那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任务的“桥或船”即方法需要锚定，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概括的“九个必须”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总结的“十个坚持”的精确擘画全面而系统，是打通过去和未来关系的行动蓝图，构成逻辑严密的具有操作性意义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体现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反映中国共产党基本特质、凝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建党精神，则可以被视为思想政治、精神道德层面的方法论。习近平指出：“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可以说，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的重要方法论遵循。
从本质意义上讲，伟大建党精神4个方面、8个词、32个字构成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这4个方面形成相互促进、不能分开的互动关系。据此，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方法论意义，立足于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呈现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政治品格、思想境界、优良传统等，汲取积极前行的方法论营养。从基本内涵上讲，伟大建党精神四方面又构成相互独立、相得益彰、自成体系的有机组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属于思想层面的灵魂，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属于政治层面的宗旨，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属于精神层面的品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属于道德层面的情怀。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需要分别从思想、政治、精神、道德层面透析其方法论意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又是扎根中国大地的先进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因子，这就决定了伟大建党精神所揭示的方法论必然拥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重禀赋。
一、从思想层面透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方法论意义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真理的科学性和理想的坚定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中获得、坚持并不断发展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是作为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批判的武器”呈现给世人的。当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帮助人民求得自身解放而创立的普遍真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确立、坚守并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共产党人只有把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现实目标和未来目标、宏观目标和具体目标统一起来，才能在不懈奋斗中坚守理想信念。
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真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律，通常用“道”来表述：道即真理，真理即道，道和真理在中国古人看来是相通的。古人讲：“真理虚寂，惑心不解，虽不解真，何妨解俗。”（南朝·梁·萧统《令旨解二谛义》）意思是：真理虽然有时让人迷惑不解，但不会妨碍人们对它的运用。老子讲：“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本质上说的是，万事万物均效法或遵循自然而然的规律。因此，坚持真理即奉行道义、顺道而为，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论语·述而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伟大建党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产物。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据此可以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并以此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我们从思想层面透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方法论意义。
一般来说，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观察、研究事物和现象要遵循一定的规则、程序和手段，这是与世界观、认识论一致的关于主观反映客观即认识世界的方法，因而，世界观不同便存在不同的认识方法。既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属于思想层面的灵魂，那么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就需要从思想层面透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需要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创新。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将思想方法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实践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我们要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激发这一科学真理的思想伟力、文化伟力、实践伟力，统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行动源于精神，精神源于信仰，信仰决定理想。伟大建党精神把真理与理想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相统一，铸就我们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坚持真理，就是把坚持真理的力量转化为实现理想的基本遵循，保持头脑清醒，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坚守理想，就是把实现理想作为坚持真理的具体体现，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现共产党人的执着追求。真理与理想这种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是自洽的，在实践上也是互动的，这就决定了据此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必然是符合历史规律并行之有效的，这就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二、从政治层面透析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方法论意义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是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担当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锚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正是为人类求解放的根本使命，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超越阶级、超越民族的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之处、无限生命源泉就在于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将初心融入血脉，把使命扛在肩上。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而且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就为随后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为了人民幸福、推动民族复兴”一直就是攒在手上、记在心中、扛在肩上。
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初心”就是最初的心意，“使命”就是重大的责任，“初心使命”就是人们和组织奋斗的目标，通常表述为“志”。有远大志向的人和组织往往能有所作为，孔子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论语·子罕》），苏轼所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宋·苏轼《晁错论》），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愿也”（唐·白居易《画弥勒上生帧记》），意思是说：时时不忘记最初的发心，最终一定能实现本来的愿望。因此，自古以来圣王拥有天下，皆以天下为己身，而无一己之私，以天下万民之好恶为自己之好恶，但这样的圣王少之又少，人们总是希冀这种以人民、民族乃至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和责任担当者不断涌现。这就如《论语》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论语·泰伯》）。不过，这种胸怀宽广、仁爱民众、心系天下、坚毅担当的精神被中国共产党充分继承并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深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正是初心依旧、使命不改，紧紧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腥风血雨中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习近平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感召下，一大批致力于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的杰出人才脱颖而出。毛泽东多次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从政治层面透析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方法论意义。
政治层面的方法论，主要包括我们运用政治方式将群众动员起来的具体方式、方法、步骤及组织手段等。一般来说，政治层面的方法论是指政治主体为了完成战略任务，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确定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等，是为实现战略任务而采取的具体办法。新征程上，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我们党必须一以贯之的政治要求。初心使命过去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成就的不竭动力，未来也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初心使命铸就历史辉煌，也擘画未来征程，毕竟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初心、恒心铸成我们党的忠心。
三、从精神层面透析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方法论意义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就是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风险和磨难，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坚定意志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品质，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及所要完成的艰苦卓绝的历史任务决定的。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是，“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牺牲意味着放弃，或是生命，或是权益，斗争意味着争斗或搏斗，牺牲或斗争，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勇。勇是一种气概，是浩然之气的外在表现，就如孔子所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论语·子罕》）“知死不辟，勇也”（《左传·昭公·昭公二十年》），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人之所以具有这种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勇气，就是志气使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如古时的李时珍、毕昇和当代的邓稼先、袁隆平；有拼命硬干的人，如古时的文天祥、戚继光和当代的王进喜、黄文秀；有舍身求法的人，如古时的商鞅、韩非子和近代的康有为、谭嗣同等。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
秉承革命导师的教诲和榜样力量的引领，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牺牲和斗争就写进共产党的党纲中，融入共产党人的血脉。在经历的炼狱般磨难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十分旺盛的斗争精神。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约2000万，他们大多数是没有留下姓名的共产党员；1921年至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达370多万人；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共170多人，42人牺牲，约占四分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共55人，15人牺牲，约占四分之一；抗美援朝战争中方牺牲197000多人；脱贫攻坚战中牺牲的党员干部达1800多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富斗争精神的革命者。就是凭着这么一股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带领人民以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气概，一次次战胜了看似不可战胜的困难，一次次实现了看似不可实现的奇迹，用鲜血和汗水写就慷慨壮丽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同具体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相结合，使得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作风和政治本色。毛泽东曾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昭示的是我们党精神层面的方法论。
相对于思想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方法论而言，精神层面的方法论是更具持久耐力、更能发挥长效作用的内在力量。精神层面的方法论依赖但也独立于思想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方法论。一般来说，精神层面的方法论是指运用理想、道德、信仰等精神规范和精神力量来约束、调整人们的思想行为，属于非强制性的软约束手段，但在领导过程中，精神层面的方法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征程上，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我们党必须一以贯之的精神层面的方法论。逆境顺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习近平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中国共产党的牺牲和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中国共产党人牺牲和斗争的精神层面的方法论，必须聚焦于国内外各个重要领域。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牺牲和斗争的精神层面的方法论，将是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不二法门”。就国内而言，全面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就国际而言，主要是抵御或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政治孤立、经济脱钩、军事威胁、外交打压、科技封锁、疫情甩锅等。唯此，我们才能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四、从道德层面透析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方法论意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就是忠诚于党的信仰、党的组织、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人民立场、人民情怀、人民至上，体现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的要求。列宁曾说过：“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这揭示的是共产党人必须真正地、表里如一地忠诚于党的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政治立场。毛泽东也曾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可见，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忠诚就是指真心诚意，便无二心，体现一个“忠”字。古人云：“天下之德，莫过于忠”（东汉·马融《忠经》），这说明忠诚坚守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德性要求；“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荀子·尧问》），说的是忠诚的极端重要影响。可以说，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位卑未敢忘忧国”（宋·陆游《病起书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岳阳楼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清·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讲的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忠诚的精神因子。
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忠诚基因才得以形成。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党员的条件就是，“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党的二大决议案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入党誓词中的“对党忠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也很好地诠释了忠诚于党和人民的要求。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政治品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把忠诚于党与忠诚于人民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逻辑、思想逻辑和行动逻辑，很好地体现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道德要求。忠诚滋养道德，道德支撑忠诚；忠诚要在奋斗中培育，道德要在实践中锤炼。习近平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对党绝对忠诚，对人民也要绝对忠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昭示的是我们党道德层面的方法论。
一般来说，道德层面的方法论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于个体而言，借助于道德层面的方法论，在利己、利人、利万物的社会中可以成就自我。从深层逻辑看，思想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的方法论往往借助于道德层面的方法论发挥作用。凡有大成者，无不厚德载物，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崇尚道德更应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新征程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我们党必须一以贯之的道德层面的方法论。心中有党、对党忠诚，就必须把对组织、人民的感恩之情，转化为奉献社会、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拼搏进取、勇创佳绩的工作劲头，在奉献中生动体现共产党人的忠诚精神。“国无德不兴，家无德不旺，人无德不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党把“学史崇德”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切实把忠诚铭记于心，做到忠诚的知行合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充分体现，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基本要求，也是攻坚克难、永远奋斗的强大道德力量。人民至上是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和理论品格，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国之大者”。人心就是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不负人民，本质上就是要求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这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积攒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和道德力量。正是这种精气神和道德力量，更加铸就了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拥护。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20年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报告指出：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对中国共产党的满意度持续超过90%。我们已经走上新的赶考之路，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到底靠的还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靠的还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情怀与担当，这就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力量。思想定魂，政治定神，精神提气，道德提能，汇聚和传播道德力量将为我们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增添无穷动能。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任务而言，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方法论意义，而对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这一重要目标任务而言，也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继续书写“最恢宏的史诗”的必然要求。伟大建党精神是知、情、意、行四个方面要素的有机统一，新征程上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我们也需要坚持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知、情、意、行是德育工作和心理学理论的一个说法。古人讲：“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明·王守仁《传习录》）这就是知行合一的说法。不过，从“知”到“行”有一个过程，需要经过“情”和“意”两个重要的心理调节环节；知是基础，情是动力，意是保证，行是关键，知、情、意、行是一个循序上升、逐步整合的过程。知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情有正向与负向之别；意有坚定与不坚定之说；行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别。从方法论角度看，知、情、意、行呈现的是由表层向深层不断发展的状态，确保我们所倡导的精神要求、文化观念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目的。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亦如此。我们需要从知的层面上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产生的深刻背景、时代价值及其深刻内涵、核心要义，明确为什么、明了是什么，解决认知问题，这是弘扬的基础；需要从情的层面上培育人们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情感认同，注意实现人们从情绪到情操的转变，解决情感问题，这是弘扬的动力；需要从意的层面上增强人们对伟大建党精神的顽强意志，坚定不被虚假所动、不被诱惑所困的坚定品质，解决意志问题，这是弘扬的保证；需要从行的层面上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生发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为，引导广大党员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解决行为问题，这是关键。构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知、情、意、行有机链接的方法论链条，就是要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对于伟大建党精神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作者：郭庆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