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有什么用？
202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这是一个标志着国家对学校美育工作的重视达到空前高度的文件。“两办意见”让艺术领域工作者欢欣鼓舞，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对“两办意见”中推进落实美育工作要求的力度之强产生不解。而这些不解的根源，还是来自对美育重要意义的认识不够。下面谈谈我对美育重要意义的理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22日主持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三感”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衡量社会发展文明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已经大幅度提升，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经济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水平上升了之后幸福感并没有如期而至。显然，从“获得感”到“幸福感”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要跨越这“最后1公里”距离，还需要一个重要的主体方面的条件——体验幸福的素质。一个人要想有幸福感，他不仅仅需要拥有获得幸福生活条件的素质，还要拥有体验幸福生活感受的素质。体验幸福也是需要素质的！让人拥有体验幸福感受的这个素质叫“感性素质”。
感性素质的培养是家庭、社会、学校教育顶层设计层面的大问题。其中的道理在于，人有两大思维领域，一个是理性，另一个是感性。理性思维的代表领域是科学，感性思维的代表领域是艺术；理性思维赋予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感性思维赋予人感受世界、判断美丑、体验美好的能力。人类大脑的两半球也大致是按照这两大思维领域分工的。由这个心理科学、脑科学的常识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两股力量：科学征服世界，艺术美化世界；理性素质让人有征服世界的力量，感性素质则让生活富有诗意；没有科学，人类是软弱无力的，没有艺术，人类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人类征服世界的力量是可怕的。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科学与艺术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科学教育与审美教育则是从人群素质层面保障这两大文明方向的基础教育。从社会平衡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去看，以艺术教育为核心抓手的美育，承担着支撑人类文明进程一个侧翼的功能，承担着让人拥有体验幸福能力的任务，承担着让生活富有诗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我把“素质”定义为“素质是实现目标的主体条件”。这个主体条件具体包括：动机——想获得这个目标；能力——能获得这个目标；态度——有与目标相关的价值观取向；习惯——有获得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心理与行为的自动化模式；知识——有获得这个目标所需要的知识；经验——有关于这个目标以及获得这个目标所需的切身的直接经验。与感性思维相关，以获得良好感性体验为目标的素质，就是“感性素质”。美育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人的感性素质，并在美育的过程中兼及承担培养人的道德情操等综合素质的任务。
一、美育与幸福感——美好生活
感性素质低的人幸福少。幸福是持续稳定的快乐感受的总称，而快乐则是人的需要获得满足时的感受。没有对美的需要，没有欣赏美的能力，就没有因美而带来的快乐，就没有与美相关的幸福体验。缺少美育的人，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感性素质低的人幸福少，这其中的道理一点也不复杂。幸福是持续稳定的快乐感受的总称，而快乐则是人的需要获得满足时的感受。没有对美的需要，没有欣赏美的能力，就没有因美而带来的快乐，就没有与美相关的幸福体验。缺少美育的人，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他们会对良辰美景视而不见，绘画雕塑形同无物，对美妙音乐无动于衷、天籁之音充耳不闻。他们在生活中不听音乐，不看绘画、雕塑、舞蹈，不读文学作品，不看戏剧、电影，既不去博物馆，也不欣赏自然风光、文化名胜，甚至无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溯源到人的素质原因，一言以蔽之——感性素质低。一切对美丑毫无感觉、毫无判断，对美毫无欲望的现象都是感性素质低的表现。凡事皆以直接生存功利为价值标准，对美的事物不仅无感，甚至在价值观上以“没用”为名加以否定；不仅自己的生活单调乏味，还贬损他人对美的欲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感性素质低的具体表现。“穷得就剩钱了”，则是对那些经济、物质条件富有，却因感性素质低而没有幸福感体验的人的生动描述。
如上所述，一个人要想获得一生的幸福，不仅要拥有获得幸福生活条件的素质，还要拥有体验幸福生活感受的素质。幸福感是由视、听、味、嗅、触这些外感系统与情绪、情感内感系统具体的愉悦感构成的，而美育则是以提升感性素质为核心目标，培养人的感性思维能力的教育。感性素质低的人幸福少！作为培养感性素质的教育，美育是打通“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最后1公里”的基础教育。
二、美育与安全感——和谐社会
生命的总能量是一个常数，不在这个活动上释放，就在那个活动上释放；用于高品位精神生活、释放在文化艺术享受中的多一些，用在其他方面的就少一些。多让高品位文化艺术填充精神空间，就少一些精神空虚，就少一些对低级感官刺激的需要。
温饱问题解决了，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了以后，如果缺少文化艺术的享受、缺少高品位的精神生活，还会滋生出很多贫穷社会没有的社会问题。精神抑郁、焦虑、空虚的问题，酗酒、吸毒、赌博的问题，都在物质生活改善以后呈现出了上升的态势。在国家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提出的“社会治理”的概念，针对的正是这类社会现象。让我们再一次从人的角度去分析这些不良社会现象背后的素质层面的原因。
生命的总能量是一个常数，不在这个活动上释放，就在那个活动上释放；用于高品位精神生活、释放在文化艺术享受中的多一些，用在其他方面的就少一些。多让高品位文化艺术填充精神空间，就少一些精神空虚，就少一些对低级感官刺激的需要。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我提出了“社会治理要关口前移、变刚性打击为柔性引导”的理念。我们要为孩子提供充分的审美教育，提升孩子享受艺术的感性能力，养成孩子享受文化艺术的日常生活习惯，引导孩子爱美、崇尚艺术的价值取向，定位孩子高品位的精神生活追求。我们应该用高品质的文化生活去填充人们的精神空间，在高雅的艺术欣赏中释放生命的能量，特别是让那些在社会生活中生成的负能量，在健康、积极的高雅艺术生活中得到宣泄，甚至升华为积极的正能量。能否想象有一天，中华民族的公民把音乐厅、剧院、影院这些艺术场所作为晚间生活的主场，把博物馆、艺术中心、自然风光、名胜古迹作为闲暇生活的首选地；文化艺术活动成为晚间经济的主体，文化艺术产业成为国家重要的支柱产业时，我们的国家将有怎样的文明状态，人民将有怎样的精神面貌。
安全感是社会文明水平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而形成安全感的社会因素绝不仅仅在物质生存层面与治安法律层面。环顾人人皆知的家长焦虑现象，我们要反思教育中的价值取向；要思考家长们对“考不上一所好学校，将来可怎么活”的担心，与挂在教室中的“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标语之间的关系；要深思此类口号与标语同学生心理健康危机的关联。
让社会成为有安全感的社会是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为此，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孩子多元的生活价值取向，应该告诉孩子：虽然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竞争的胜败、排位的高低，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生物学法则，但是，人类社会并不是由丛林法则支配运行的，并非唯有战胜他人才有生存空间、才有安全感；追求卓越的方向不是“干掉他人”，而是“超越自我”；不能让孩子形成惟强是尊、惟胜是求的人生观。我们的教育应该以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让孩子认识到：求真、向善、尚美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能够处于更佳的生存境遇，能够拥有更舒心的生命状态、更幸福的人生。现代文明社会的教育应该让孩子知道：通往幸福的路有很多条，不能获得竞争优胜的人既有出路，也有退路；文明社会的教育要为那些不能获得竞争优胜位置的人开辟幸福生活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教会他们爱美、爱生活、爱生命。学校教育中，在培养求真、向善、图强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努力帮助孩子建立起“尚美”的价值观。用审美教育、艺术氛围来为学生搭建“精神减压的港湾”“心理安全的庇护所”“精神危机的避难所”，让爱艺术、爱美、爱生活、爱人生成为孩子最重要的价值观组成部分。
学校教育要给孩子支撑生命全程的精神支柱。“老龄化”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现在已到了紧迫的关头。2.4亿老年人不仅仅需要身体康健，更需要精神家园，而构成老年人精神家园的，则是基本的社会交往和丰富的文化生活，而艺术审美活动恰恰具有这样的社会属性。我所说的“学校教育要给孩子支撑生命全程的精神支柱”，就是指学校教育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为一个人准备好退出工作岗位、退出社会竞争后仍然拥有幸福人生的素质准备。而这正是美育的使命和任务。
三、美育与事业成功、祖国强盛
21世纪中国已经全面迈向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与温饱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感性需求全面升级。在第三产业的全产业链上，“感性质量”对市场的成败至关重要，企业家与员工的“感性素质”“感性智慧”已经上升为企业人才竞争的关键因素。
部分焦虑感特别强的家长虽然也认同美育的意义——认同感性素质培养对幸福生活的意义，但是面对更强的社会生存竞争压力，由于他们认为美育无助于提升孩子的社会生存竞争力，因此他们认为“美育是可有可无的”“美育是要以后再说的”。他们的道理是：要先有幸福生活的条件，才能有幸福生活的体验；幸福是将来的事，当下则必须把孩子的全部时间、精力都用在应对考试所需的教育上。甚至个别学者也提出来“艺术是无用之用”的观点，言外之意，艺术教育仅关乎幸福，无助于社会生存竞争。我下面要从这些家长的视角出发，站在提升社会生存竞争能力的角度，再谈美育的意义。
21世纪中国已经全面迈向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与温饱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小康社会是人的感性需求全面升级的社会（消费升级，就是感性需求升级在消费领域中的体现）。温饱问题解决后，商业竞争已经从实用、廉价取向向享受、审美取向转轨。“感性质量”已经成为继实用、便宜之后新的刚性要求。可以看到，工艺粗糙、外观难看、使用起来不是那么人性化的产品正是被淘汰产品的共同特征。与温饱经济相比，小康经济是“感性经济”，在第三产业的全产业链上，“感性质量”对市场的成败至关重要，企业家与员工的“感性素质”“感性智慧”已经上升为企业人才竞争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初期，“勇气”是企业家的关键素质；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登上市场经济舞台，知识与受教育水平开始成为关键素质；而在当今以及未来时代，感性素质、感性智慧将成为未来事业竞争中的重要人才素质要求。如果我们的孩子感性素质低、艺术修养差、审美需要弱的话，可以预判，他的成才概率会相对低一些。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产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主要差别，正是体现在感性质量上。在当今时代，感性质量低下的产品必将被淘汰，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常态。前些年，国人在诸如建筑、装饰、服装、化妆、汽车、手机等等“感性相关行业”内，更倾向于选择国外的某些品牌，莫不包含对感性品质追求的原因。当“美”成为“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审美力”——感性素质、感性智慧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此时，美育就不仅仅关乎个人的生活幸福问题，还关乎事业成功问题；在商业领域，关乎竞争成败、优先落后；在国家层面，关乎知识创新能力、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这些明显的社会发展趋势告诉我们：感性素质低的人成功难，感性品质低的产品生存难；国民的感性素质不提高，不利于国家的知识创新水平的发展。
四、美育与美丽中国
从教育与国民素质的角度看，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需要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的国民。如果国民基础教育中缺失美育，也就失去了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国民素质基础。
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变化，下一步社会进步的宏观趋势将指向何方，美育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职能？我们看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美”字出现了27次之多，出现在每一个社会发展板块的论述中，并且还把社会主要矛盾列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核心奋斗目标中追加了“美丽”二字——“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美好生活”“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目标，成为主旋律中的强音。
从教育与国民素质的角度看，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需要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的国民。如果国民基础教育中缺失美育，也就失去了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国民素质基础。
回顾前些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的环境问题，追到国民素质的根上，也包含着国民感性素质低的原因。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个人爱美，他就有发自内心、来自感官层面对脏乱差的厌恶、对环境破坏的触痛。面对经济发展、财富追求与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他在工作中就会有顾忌，决策中就会有权衡，反之则会只取一头。没有对美的追求，哪来保护文化遗产与建设绿水青山的价值观基础。不仅如此，如果决策者的感性素质低，甚至有可能出现工作越努力，对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文化遗产破坏越大的结果。在近年倍受恶评的丑陋建筑中，在铺天盖地的商业招牌、街边广告对城市人文气息的破坏中，在垃圾遍地、臭水横流的街道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关责任人因感性素质缺失而造成的恶果。我们把这种环境中的不文明现象称为“感性文明”水平低的现象。
感性文明水平与理性文明水平发展不平衡，文化、艺术事业与科技、经济事业发展不平衡，国民素质结构中感性素质与理性素质发展不平衡，审美教育不充分，就是诸多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表现。
以“感性素质”“感性智慧”“感性质量”“感性文明”四个概念连接美育与个人、社会的关系，让我们认识到了艺术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意义。明白了感性素质作为公民素质的重要性，也就突显了美育在国民基础教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艺术绝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消遣；美育绝不是可有可无、仅仅增加生活情趣的调味品。对个人，美育直接关乎到生活幸福和事业成功；对社会，美育已经紧密关系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性发展。与科学一样，艺术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力量。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为国民提供充分、良好的审美教育，培养高感性素质的国民，是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国民素质保障。“两办意见”的实行是在新时期国家发展中意义重大的战略举措。
美育是人生必修课，是基础教育的必保项。美育是让生活更美好、事业更成功、社会更和谐、国家更强盛、祖国更美丽的公民基础素质教育。“两办意见”提到，“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严格落实学校美育课程开设刚性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和经费保障”，“完善学校美育法律制度”……从这些抓铁有痕的政策条文可以看出，在新时代推进艺术教育和美育工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不仅亟需，而且急需。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1年5月10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