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文化 | 张伟：中华文化符号的文学书写——以长城、黄河为例

张 伟

（包头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北方，如果举出两种中华文化符号，我想，长城、黄河都是备选项。而且，文学史上，这两个意象，为世世代代的文人墨客所书写，赋予了丰富的意涵。可以预期，还必将被世世代代地书写下去。所以，梳理、阐发、弘扬之，也就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长城研究从业者，从专业背景来看，多是历史、考古、文化、旅游类的专业。其实，对于长城这样的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来说，应该进行多学科的综合会诊，包抄式的立体透视，才不至于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才能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评价和判断。

比如说，地理的、气候的、资源的、人口学的研究，就很有价值。日本学者宫本一夫的著作《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他所说的“中国北疆”，指从内蒙古中南部到辽西——辽东地区，正好与长城地带重合。宫本一夫认为，认知和确立北疆社会的特性，要找到一个参照系，要以长城地带以南地区这个“他者”为参照，才能看得清楚。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气候变化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他探讨了中原地区农耕社会的形成以及迈向早期国家的过程。他认为，龙山时代以后，中原地区各地域集团开始合并，北疆地带开始出现介于农耕社会与狩采社会之间的畜牧农耕社会，后者与此时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自此，新出现的畜牧农耕社会与华北定居农耕社会开始冲突、对抗，成为后来推动中国史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有学者注意到了胡焕庸线与长城的关系，探讨二者的重合度。至少在内蒙古境内的长城，是高度重合的。我稍微做一点介绍，胡焕庸线，也叫黑河——腾冲线，看看中国的地图，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对角线，这就是东部中国与西部中国的分界线。这条线，是20世纪30年代由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来的，所以又叫“胡焕庸线”。这条线，与年降雨量400毫米的分界线基本重合，东部适合农耕，西部只适合放牧，所以又是农耕与游牧的分界。东部居住的主要是汉族，西部则是少数民族。东部聚集了94%的人口，GDP也占94%，西部是6%的人口，GDP也只有6%。这里面有很多信息，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等等，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国情，中国文化的秘密，都可以在这条线上得到破译和阐释。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长城多是以意象出现的。

和我们内蒙古有关的，比如赤峰地毯厂生产的万里长城大型艺术挂毯，就是毛泽东时代引以为自豪的名牌产品，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产，周总理称为国宝，现在挂在中南海紫光阁。其工艺水平，可谓空前绝后，据说后来这个厂家再也生产不出这么优质的挂毯来了。今天的赤峰地毯公司，仍然是以“长城”命名的。

长城的多种面相，在文学中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表现。一方面，长城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中国象征之一，八达岭长城上各国游客游人如织，便是明证。另一方面，对于国人来说，长城还与一个悲惨的传奇故事密不可分，这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影响广泛而深远。我们今天讲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这个故事，就是人民立场，控诉劳役、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当然，这里要区分两处不同的长城。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孟姜女哭倒的应该是秦始皇长城。这个故事有点张冠李戴。秦始皇长城实际上包含了秦昭王长城、燕长城和赵长城，与我们这里的长城有关系。秦长城与明长城，二者在年代上相差1500多年，在地理上秦长城也比明长城更靠北。有异也有同。它们都是中原王朝为抵御来自相同地区的敌人而建，这些敌人的生活习惯与组织方式也存在诸多共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游牧族群”。历史的阐释，是要建立在这些基本的史实之上的。

我愿意把长城这个军事防御工程与汉人的民居建筑四合院联系起来看，它们的共同点是封闭、闭锁，进而可以与民族心理联系起来。美国人散布“中国威胁论”，我们可以用历史来回答它，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华民族确实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是防御型的，而不是攻击型的。这样的解释，是顺理成章的，一点都不牵强。而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有些是很牵强的。比如，我曾批评过，草原文化核心理念里有一条，叫“践行开放”，这就是实用主义的解释，此开放不是彼开放，草原上的无遮无拦的开放，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开放，相差十万八千里，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讲究考据，文学是虚构的产物，因此，治历史者会轻视文学。其实，文学的真实通常称艺术真实，它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很复杂，并不能简单地分高下。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在于，“一个描写已发生的事，另一个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因此，文学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意义更重大。”文学“所描写的事情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关于艺术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模仿。文学与历史相比，文艺模仿的一个特征在于必须揭示内在逻辑和普遍规律。所以说，历史记录的，是既成的，已然发生的事实，充满了偶然性、或然性，有时也很难从中抽绎出规律性的认识来，勉强去做，往往过度阐释，强不知以为知，对后人造成误导。而优秀的、特别是经典的文学作品，是能够回答“必然律”的。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虚构的真实有时比现实的真实还更可靠。那些现实中的材料、物证，都是速朽的，经由虚构所达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实，却可以一直持续地产生影响。因此，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

有识之士认为，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郎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说“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文学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当然是夸张之词，但也由此可知，中国过去一直否认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小道、小技，显然是一个文学错误。

以长城为背景，且战且和，有时打打杀杀（战争），有时吹吹打打（和亲），后人以文学的观照方式，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笔墨。大家熟悉的，比如，《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比如毛泽东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胜枚举。

长城之为意象，意涵丰富。有时作为横亘北方的壮美景观，表现自然之美。杜甫有一首《登高》写到，“崔嵬极天垒，登远望京华。”长城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它的巍峨令人望而却步，又让人无限景仰。有时作为绵延万里的屏障，表现出强大的军事防御功能。对长城的描写，常常与战争的描写相结合。如岑参有一首也叫《登高》，“长城屹然湮古事，英魂归去汉襟咽。”有时作为边关文化符号，更多文化意蕴，融入了人民的生活和情感，民族的力量和成就，反映国家和民族自信的精神风貌。

蒙古族作家席慕蓉也写过一首《长城谣》，同样深刻地做出了历史的反思——

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

尽管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

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的悲欢啊

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

蹲踞在荒莽的山巅

冷眼看人间恩怨

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

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

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

有你千年的面容

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

敕勒川阴山下

今宵月色应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这种文学的表达、诗意的表达，比理论的、学术的结论，要丰富、微妙，耐人寻味。

长城不仅作为意象出现在抒情诗里，也出现在叙事类的作品里。包头作家胡刃的长篇小说《长城谣》，对长城做出了深刻的思考。这部小说是写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为什么取名《长城谣》呢？主人公活动的宏大背景，是汉武帝时期云谲波诡的汉匈关系，刀光剑影，明争暗斗，和亲与厮杀两条线索穿梭、交叉，演绎出一幕幕煞是好看的剧目。小说描绘出复杂多变的北方民族关系，有战有和，有分有合，交融与冲突并存。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同台表演，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史识，高于史料，是对作者更高的要求，更大的考验。历史研究是一门最古老的科学，历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可是，许多问题，我们自以为解决了，其实并没有解决。比如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至今仍把春秋战国到清末的历史统称为封建社会，不仅教科书，许多学术论文、著作也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最早是历史学家冯世瑜先生指出的，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封建制解体，郡县制实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郡县制，其实质是一种专制主义。中国文化很重“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连社会形态的称谓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怎么能说清楚许多问题呢。

特别是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一些人价值观扭曲，引起争议的《大秦赋》，就是一部为专制独裁招魂的劣作。胡刃忠于史实，能够以现代意识透视历史，作品体现出正确的历史观。这尤其表现在他对长城的客观评价上。书名为《长城谣》，“长城”的修筑、修缮，无疑是重头戏。话分两头说，如果是抒情诗，把“长城”当作意象、当做文化符号来抒写，赋予它一些象征意义，本也无可厚非。长篇历史小说，作为叙事类文体的典型代表，认定长城就是战争的产物，就是民族冲突的产物，就是一个军事防御工事，还其本来面目，这样的去魅，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借人物金日磾之口，宣达一个理念——长城能挡住匈奴地上的铁骑，和亲可挡住匈奴心中的铁骑，对长城的作用，做出了合乎实际的评价，同时也申扬了民族团结的主题，难能可贵。这对于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镜鉴意义。休屠王阏氏虽是匈奴人，却深谙中原文化。说话时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教弄儿背诵《中庸》，还告诫金日磾以《孙子兵法》进谏。受母亲影响，金日磾也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他简直就是儒家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化身。

反对战争，呼唤和平，像音乐作品的主旋律，撞响黄钟大吕，贯穿作品始终。作者旗帜鲜明地颂扬和亲政策，及其所带来的边境稳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和平则国富民安，战争则生灵涂炭。在汉匈关系上，有三种选择，即打仗、招降、和亲，和亲的为上策。主父偃以平民的身份上书皇帝，表达反战思想，申明和亲才是江山永固的良策。

《长城谣》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以文学的方式重估长城，引人思索。

西方文学、文化，常讲“两希”传统，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这两种文化形态，相对立，相排斥，又在互补中产生巨大的张力，推动着西方文化如澎湃的大河滚滚向前。

回溯中国文学，也可以梳理出这样的两大脉息，即以《诗经》为源头的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学，以《楚辞》为源头的长江流域的南方文学。近年来的草原文化研究，认定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鼎足而三，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三大源流。在文学领域，草原文学与黄河流域里的北方文学既有不同的风貌，又是互有交叉和重叠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句诗，十个字，苍茫、寥廓、壮丽，“大漠”与“长河”对举，出现在同一取景框里，撞击出一种磅礴的气势。

两大脉息，源远流长，代不乏人，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影响到人文，也呈现出迥异的样态，从而成就了中华文学的丰富、博大。六朝时期，南北政权分裂对峙，持续时间长达300多年，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共时性地存在，一则以绮丽，一则以粗犷，风格特征了了分明。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的文学镜像，成为北方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重要原型，其研究价值，及其对今天的文学的影响，都不容小觑。

如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以抒情文学为正宗，抒情短诗、精美短文，占据了中国文学的绝大部分版图。“黄河”多以意象出现在诗文中。“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字眼儿浅白而境界廓大，黄口小儿皆得朗朗上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是我们内蒙古人读来倍感亲切的诗句，边塞雄风呼啸而来。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单提一个“河”字，那就是黄河，“舍我其谁？”非它莫属。由此可见，“黄河”之为文化符号，影响之大，渗透之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如果编一部歌咏黄河的诗文集，那一定得是多卷本的，汗牛充栋，包罗甚广。

尽管如此，文化普及的工作，还有缺位。有一个段子，说有个歌舞团，到达拉特旗演出，《黄河大合唱》是主打节目。演员朗诵：“朋友，你见过黄河吗？”达旗老乡在台下齐声回答：“见过，额们家就住在黄河边上。”虽说是开玩笑，也表明，老乡还分不清地理意义上的“黄河”与文化意义上的“黄河”。让作为文学镜像的“黄河”走向民间，走向大众，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黄河”之为意象，是神圣的，关乎家国、民族，在世世代代的歌咏中，已然被圣化。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也有人想解构，想颠覆。比如，伊沙的《车过黄河》，一首口语诗，写他从西安到北京，火车走在黄河大桥上的时候，他进到火车上的厕所了，撒了一泡尿。这样的东西，迎合一部分人的逆反心理，逞一时之快，哗众取宠，但终因伤害到民族感情，不会为我们所接受，更不会传之久远。以“躲避崇高”相标榜，躲开了伪崇高，也错失了真崇高。还有当年的那部专题片《河殇》，也因为价值取向上的问题而受到批判。

五四白话文运动，把文学从“之乎者也”中解放出来，从佶屈聱牙的古奥中解放出来，文学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大释放，反映生活的深广度、复杂度都大幅度地提升了。这时，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取代抒情文学跃居主导地位。黄河，也从诗意象，变成了叙述事象。

这里，我仅举几部代表性的作品，略作阐释。

李准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就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作品。1969年起，李准在黄泛区当了四年农民。他与黄河两岸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用他自己的话说，认真地“思考我们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黄河人民的血与泪、爱与恨，进一步锤炼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黄泛区的伟大历史变革，启发他对人民力量的深刻认识。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入我中原腹地，溃退南逃的国民党军队贪生怕死，采取了灭绝人性的“以水代军”的办法，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四十四县，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小说以此灾难事件为背景，描写了黄河两岸人民在这场大灾难、大迁徙中的悲欢离合和顽强斗争。历史场面惊心动魄，民族性格坚韧不拔，民族精神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后来刘震云又写了《温故1942》（冯小刚搬上银幕，去掉“温故”二字，电影就叫《1942》），写1942年黄泛区的旱灾，三千万灾民的饥饿记忆。也属于苦难叙事、灾难叙事，讴歌中华民族苦难兴邦的斗志。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是一首雄浑的大河之歌。黄河母亲，是约定俗成的公共象征，张承志却直呼黄河为父亲，这固然有文学陌生化的审美考量，更属意于凸显雄性的阳刚和力度，呈勃起状。在这里，黄河已不再是一条挟带黄沙的河流，其意义已超越本身的自然属性，显然，作家是把黄河作为一个抽象化的父亲来崇拜的。

现在，自治区提出建设“北疆文化”，作为内蒙古地域文化标识的大概念，统摄幅员辽阔、丰富多彩的诸多文化元素，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的。文化的命名，有的抓住自然地理特征，如草原、大漠，有的从方位上命名，如朔方、漠南、北疆，带个方位词。我们这里，通常表述为“游牧农耕交错地带”、“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都可以纳入到“北疆文化”里来。交往交流交融，且战且和，异质文化的相互渗透，形成文化的新质，推陈出新，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进步。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建设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黄河流经内蒙古这一段，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文学表现，我们呼唤，尽早有史诗性的大作品问世。研究与创作齐头并进，我们也要更加自觉地加强对黄河文学镜像的研究。特别是在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中，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表现贫弱，或者干脆付之阙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黄河的文学镜像，不能像蛋糕上的酥皮一样，只作为景点的点缀，而应该视之为文化灵魂，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式地植入文旅系统中。不仅有文字的，还要有影像的；不仅有静态的，还要有动态的；不仅有平面的（如绘画），还要有立体的（如雕塑），等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规划，多学科协同，大手笔运作。